死刑的存废
死刑的存废：一场持久的法律与伦理辩论
死刑，这一古老而严厉的刑罚，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社会对极端犯罪行为的一种回应。它根植于“以牙还牙”的报复观念，却又在现代文明的光芒下饱受争议。随着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法治社会的进步，死刑的存废问题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广泛讨论的法律与伦理议题。本文旨在探讨死刑存在的合理性、其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挑战，以及废除死刑的可能后果，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多角度的思考框架。
死刑的历史渊源与现代挑战
死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最初作为部落间惩罚严重违规行为的手段，后逐渐演变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在中国，“斩首”、“凌迟”等死刑方式曾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象征；而在西方，断头台、绞刑架也见证了无数生命的终结。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人权思潮的兴起，死刑的正当性开始遭受质疑。一方面，国际人权法倾向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认为这是侵犯基本人权的表现；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得犯罪侦查手段更加高效，长期监禁作为一种替代刑罚逐渐成为可能。这些变化使得死刑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死刑的威慑效果与正义追求
支持保留死刑的声音往往强调其强大的威慑作用，认为这是预防严重犯罪、保护公众安全的必要手段。他们指出，对于某些极端残忍、危害极大的犯罪行为，仅依靠无期徒刑难以彰显法律的威严和社会的正义。然而，反对者则质疑死刑的威慑效果，指出很多研究表明死刑并未显著降低犯罪率，反而可能因误判风险而带来不可挽回的司法错误。此外，关于正义的讨论也趋向于多元化，有人主张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加强犯罪预防和教育来解决犯罪根源，而非简单诉诸极端刑罚。
废除死刑的人文关怀与国际趋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废除死刑的行列中，这背后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和对人道主义的深刻理解。废除死刑不仅是对个体错误不可逆转性的认识，也是对司法体系局限性的一种承认。在废除死刑的国家，长期监禁和严格监管成为替代方案，同时辅以康复计划和社会再融入支持，旨在通过改造而非惩罚来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国际层面上，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呼吁全球逐步迈向全面废除死刑，这不仅是一种法律趋势，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综上所述，死刑的存废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不同价值观的追求与平衡。一方面，它关乎对正义的渴望和对犯罪的严厉回应；另一方面，它也触及对生命尊严的尊重和对司法公正的深层次思考。面对这一复杂议题，或许没有绝对的答案。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持续推动法治建设的完善，确保每一项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都能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对公正的追求，以及对社会和谐的最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保留还是废除死刑，都应基于深入的调研、广泛的公众参与以及对国际最佳实践的借鉴，共同探索一个更加公正、人道的法治未来。
美国法律中有没有死刑 (一)
贡献者回答美国法律中有死刑。
作为公民成分复杂的移民国家，美国有必要保留死刑。事实上，本着宗教与人道精神，美国在1967年一度废除了死刑；不过在反对者的压力和残酷的现实之下，1976年美国又恢复死刑。并且由于联邦制保留各州独立立法权，美国在一些州有存在死刑，而在另一些州则没有此项。
美国对于死刑分开审理，如果控方主张被告判死刑，须事先提出，且只能在死刑与非死刑之间抉择（不能在审理过程中改判徒刑）。
再加上在美国罪犯有权选择陪审团制度，而陪审团制度又要求100%通过，因此流审率极高，除了罪恶滔天的罪犯（比如连环杀人狂）以外，几乎不可能判死刑。就算能判，又因为美国的审判周期长，一般拖延至两到三年是正常范畴。
死刑的作用
1、死刑，依据法律相关规定，是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剥夺一个犯人生命的刑罚，是最古老也是最严厉的刑罚。
2、死刑对罪大恶极、严重危害他人和社会安全的犯罪分子予以处决，在严惩犯罪者、威慑和教育有犯罪企图者，安抚受害者遗族、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以及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等方面，拥有特殊作用，其效果也非常显著。
3、在各类阶级（或私有制）社会，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它必然将像法庭、监狱、警察等国家机器一样，拥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法律是怎样规定生命权的? (二)
贡献者回答（一）什么是生命权
所谓生命权，简单地说，就是“活的权利”或“生命安全的权利”，它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非法剥夺的权利。
谈到生命权，我们不能不涉及另一个相关的概念——生存权。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我国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明确提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由此，“生存权”一词颇受国人关注。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生存权？生命权与生存权是什么关系？从世界上看，生存权在不同的国家，其含义是不相同的，至少有以下三种：（1）在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国，生存权就是生命权。①比如，1991年保加利亚宪法第28条规定：“每个人均有生存权。侵害人的生命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而受到惩罚。”② （2）在日本，生存权被认为是最低生活保障权，日本宪法第25条关于“所有国民均有享有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被认为是对生存权的明确规定。“[1]（3）在我们国家，《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国家的独立虽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不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但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决生存权问题“，”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从中不难看出，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生存权“主要是指国家独立权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权。如果仅仅从我国政府所述的”生存权“的含义来看，显然生命权与生存权不是一回事，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二者也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生命权是一种消极人权，它强调生命不被随意剥夺，国家一般态度表现为不作为（只有生命受到威胁时，国家才出面保护），而生存权则是一种积极人权，侧重于国家保护生命的作为，国家要积极采取措施维系生命。
（二）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
为什么生命权必须写入宪法而且应当首先入宪？笔者认为，其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生命权入宪是生命权本身重要的自然要求。生命是公民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再也没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生命权是一切人权的本源和基础，没有生命权，其他一切权利均无从谈起，其他任何权利也就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存在。世间最大的罪恶莫过于非法侵害或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可以说，生命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人权，是首要人权。既然生命权是首要人权，那么作为确认和保障基本人权的根本大法——宪法理应首先将生命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生命权入宪是保护我国公民生命的现实需要。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漠视生命、侵害生命的现象还不少。例如，《中国青年报》曾报道：2002年4月12日上午，晨练归来的甘肃省保育院退休老太太李素芳在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伤。闻讯赶来的兰州“120”急救中心医师赶到现场准备抢救时，却被两名在场的兰州铁路公安处车站公安派出所警察挡住，说：“铁路医院的救护车马上赶到，你们不要动。”结果耽误了近1个多小时，老太太因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而死亡。[2]这是一起典型的漠视生命的事例。“定点医院”的管辖权竟高于生命权！？又如，每年我国在煤矿、交通等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成千上万，其中大多数事故属于责任事故，是有关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把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造成的。今年上半年我国非典型肺炎疫病的蔓延，与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头脑中的根本理念不重视公民的生命权也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他们漠视公民的生命，所以隐瞒不报，不及时对社会公布并未采取果断措施，导致了疫病的蔓延。可见，将生命权入宪，使全社会树立生命意识，自觉保护生命，是当务之急。
第三，生命权入宪是完善我国现行宪法的需要。正因为生命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葡萄牙宪法第24条（生命权）规定：“一、人的生命不可侵犯。二、必要时将执行死刑。”格鲁吉亚宪法第15条规定：“一、生命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二、死刑作为特殊的惩罚手段，在其完全废除之前，可由专项法律予以规定，用以惩罚危及人的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只有格鲁吉亚最高法院有权使用此惩罚手段。”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生命权，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法与世界各国宪法的一个差距。为适应世界立宪潮流并完善我国现行宪法，我们应当尽快将生命权写入宪法。
第四，生命权入宪也是我国部门法发展的要求。我国1979年《刑法》就规定了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等侵害生命权的刑事责任。1986年《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并在第119条规定了侵害生命权的民事责任。《刑法》和《民法通则》还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种公民自我保护生命权的方式。1994年《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责任。然而，作为普通法律依据和基础的根本大法——宪法却没有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显然宪法已经落后于部门法，这导致宪法在生命权问题上不能有效地指导部门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而且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某些混乱、损失和遗憾。例如，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死刑问题争论很大，最后新刑法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虽比修订前有所减少，但仍位居世界前列，这与世界上废除死刑的潮流不相符；《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侵犯生命权的国家赔偿标准过低；在民事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侵害公民生命权的民事赔偿费用太少的问题，等等。这些都要求宪法尽快对公民的生命权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五，生命权入宪还是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的需要。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一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只是时间问题。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是我国政府的义务，而宪法是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途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为适应签署特别是今后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需要，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修改完善现行宪法，在根本大法中明确规定生命权。
（三）宪法规定生命权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在修改现行宪法，将生命权写入宪法时，还应当注意正确处理几个与生命权相关的问题：
1.“生存权”入宪的问题。目前国内有的学者主张将生存权写入宪法。如果宪法是从生命权的含义来规定生存权，我们赞成；如果“生存权”只是作为国家独立权和基本生活保障权这两项权利的统称而将生存权规定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中，我们就不太赞同，因为固然这两项权利非常重要，但国家独立权是对包括生命权在内的所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它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本身，不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故国家独立权不宜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章节中规定，而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权则完全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加以专门规定，不必使用“生存权”这一有多重含义而易让人误解的概念。
2.死刑存废的问题。死刑，就是生命刑，它意味着剥夺罪犯的生命权。正因为世界各国愈来愈重视人的生命权，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死刑。据统计，截止2001年6月，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09个。[3]鉴于传统观念等国情，显然目前废除死刑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限制乃至废除死刑毕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我国政府已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而且大家都知道，死刑是一种剥夺人的生命的最严厉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我国今后应尽可能限制死刑的适用，我们要在修改现行宪法规定公民生命权的同时对死刑的限制问题一并加以规定。笔者建议借鉴世界各国的立宪经验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生命权不受侵犯。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的生命。死刑只能由法律规定用于惩罚故意而结果为侵害生命或其他极其严重后果的罪行。”
3.堕胎的问题。人的生命从何时算起，胎儿有无生命权？与此相关的就是堕胎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承认胎儿有生命权，那么堕胎就是侵害胎儿的生命权。由于堕胎问题涉及道德、宗教、健康、政治和法律等诸多问题，其合法性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有些国家承认胎儿有生命权，堕胎就是犯罪。《美洲人权公约》也规定，生命权“这种权利一般从胚胎时起就应受到法律保护”。我国人口压力大，需要推行计划生育，目前公民的生命是从出生起算的，法律允许堕胎。今后是否对堕胎作一定限制，如承认5个月已有强烈的生命表现的胎儿也有生命权而原则上不允许堕胎，这可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实际上，我国刑法规定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有对胎儿生命的考虑。我们应当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生命权的同时，对相关的堕胎和计划生育等问题一并予以考虑，在部门法中加以规定。
4.安乐死的问题。既然公民有生命权，那么公民是否享有放弃生命的权利，是否有权选择“安乐死”？安乐死，分为消极安乐死和积极安乐死，消极安乐死是指停止使用维持病人生命的现代医疗设备和手段，让病人自行死亡；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通过注射毒剂等所谓不痛苦的方式身患不治之症且极端痛苦而又希望死亡的垂危病人提前结束生命。安乐死的问题在世界上争论很大，有的赞同，有的反对。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消极安乐死法；1996年5月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一部积极安乐死法——《垂死病人权利法》，但实施半年后被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废止。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安乐死”法案，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慎重对待安乐死的问题，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的生命权的同时，可以授权立法部门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专门立法。
我国当前废除死刑的支持率如何？ (三)
贡献者回答废除死刑是必然的趋势，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整个人类刑罚的发展史，各国的刑罚都是由苛酷到轻缓，由残酷到人道，这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就死刑而言，仅它的执行方法就变得越来越文明。而且各国都是越来越少的适用死刑。第二，死刑的废除是世界的潮流。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或者在实质上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中又有很多国家只对极少的几种犯罪。第三，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大家会发现死刑并不能对严重犯罪产生有效的威慑力，用死刑来减少甚至消灭犯罪，只是人们的一种迷信。
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立法有两个特点:其一,死刑罪名在近十年来有大幅度增加。79年刑法死刑罪名数量实际不大,其中15个反革命罪的死刑在实践中很少适用,常用的是13个最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而以后增补的单行刑法中死刑条文和罪名均大量增加,死刑的适用条件由严格限制转为广泛扩展。现行刑法在死刑罪名立法上基本保持了近十年来单行刑法的死刑罪名规模。其二,高死刑率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我国刑法罪名总数为413个,其中死刑罪名69个,占全部罪名的1/6强。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无论在绝对数量方面,还是在总罪名数量中的相对比例方面,我国的死刑规定都名列前茅。
中国死刑高适用率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于立法中规定了较多的死刑罪名。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并未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来适用死刑。换言之,本已规定较多的死刑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被进一步滥用了。
第一,刑法对于死刑适用对象的实质性限制条款,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严格执行。我国刑法第48条对于死刑适用对象做了实质性限制:“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只适用于”,立法强调了死刑的适用是特例,必须严加限制。“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判断,即犯罪行为在客观方面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在主观方面具有极其严重的主观恶性。也就是1979年刑法第43条所谓的“罪大恶极”。不仅要客观上“罪大”,而且要主观上“恶极”,二者缺一不可。客观上“罪大”,主要考查犯罪行为及其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主观上“恶极”,主要考查行为人犯罪时主观罪过的恶劣程度及其人身危险性的严重程度。司法实践中,时有出现犯罪人罪大恶不极或恶极罪不大,却被判处死刑的情况。前者如受害人有严重过错、甚至长期欺压犯罪人而致后者实施恶性杀人行为;后者如犯罪人长期恶霸一方,吃、拿、卡、要,民愤很大,但并未造成他人死亡等重大危害后果的妨害社会秩序案件。这两类情况事实上都不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应当是刑法规定有死刑的某一种犯罪中,比较而言最严重的罪行。一起犯罪案件,并不能孤立地判断行为人是否“罪行极其严重”。双方斗殴中一方导致另一方死亡,被害人可能身中数刀,可能死状惨烈,孤立地看,必然认为犯罪人“罪行极其严重”。但比之有预谋地杀害无辜者的杀人案件、为绑架勒赎杀害无辜者的杀人案件、持枪在公众场所滥杀无辜者的杀人案件,前者的罪行只能说是“严重”,而不能说是“极其严重”。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出于“严打”的需要,或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即防止受害人家属“上访”的需要等等,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做了扩大的理解或解释,使死刑条款被滥用。
第二,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严格执行。我国刑法第48条又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这就是我国刑法上独创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适用死缓的条件有二:一是“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二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所谓“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当然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说,所有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都应当首先考虑适用死缓,除非他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那么,在确认犯罪人罪该处死的前提下,如何认定死刑必须立即执行呢基于我国刑法适用死刑的目的和死刑发挥的现实功能,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可以从如下方面去考察:(1)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对人身危险性特别大的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对人身危险性不是特别大的适用死刑缓期执行。(2)受害人及其他人在案件中有无过错。对受害人或其他人有过错的案件应适用死缓。(3)犯罪人是否在共同犯罪中起最重要作用。除最重要的主犯外,其他重要主犯可适用死缓。(4)犯罪人如无自首或者悔改和立功表现。对有自首或者悔改和立功表现的,应当适用死缓。(5)是否“疑罪”。对于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仍有个别影响犯罪危害程度的事实未查清的,应当适用死缓。(6)是否有利于国际影响。(7)是否属于值得保存的“活证据”。(8)是否属于土地、山林、草场、水源等资源纠纷或民族、宗教、宗派斗争导致的犯罪。这类犯罪往往有复杂的历史、地理等原因,是非掺杂,极难判断。为了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睦,防止新的冲突,对这类案件中的犯罪人,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9)是否严重危害他人的生命权利或公共安全。严重危害他人生命权利、公共安全的犯罪,动辄造成多人死伤,社会公众均认为“罪行极其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其他严重犯罪如重大贪污、受贿、走私等案件,即使罪当判处死刑,民愤也很大,但并不存在“必须立即执行”的事由,就应当适用死缓。本来,我国刑法上独创的死缓制度,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又一道“拦洪坝”,如果适用得当,无疑可收奇效。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的运用走形了,事实上被作为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的又一种刑罚方法来适用。罪当判处死刑的犯罪人,往往并非“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就适用死缓,而是要具备法定的或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才适用死缓。
第三,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使一大批案件的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死刑适用的“方便化”使死刑适用率大幅度上升。我国刑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这就是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是在一审、二审程序之外,对于死刑案件的特别监督程序。每一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都要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种程序上的繁难性必然在客观上限制死刑适用的数量,也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宏观把握死刑适用的平衡。通过个案审查和对一些死刑判决的否定,又自然会使下级法院更加慎用死刑。但是,1983年以后,为了适应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将杀人、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91年后,又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先后下放给云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贵州等省区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这些死刑案件的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在本质上不复存在。这无疑是在程序上给死刑的滥用大开了方便之门。
(一) 死刑对于犯罪并无有效的威慑力
1 从理论上讲,死刑不可能对犯罪产生有效的威慑力。
“治乱世用重典”,以重刑威慑阻遏犯罪的思想,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法家一派的法律思想家们奉为预防犯罪、治理国家的经典。按照近代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人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只要刑罚有可能带给犯罪人足够的痛苦,他就不会选择犯罪。死刑能够带给犯罪人的痛苦是最大的,当然就对犯罪人有着最大的心理强制,对犯罪行为有着最有效的威慑力。
然而,思想家们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道理:乱世并不是轻典的结果。犯罪人实施犯罪,特别是某些重大犯罪,主要原因也不是他权衡后认为刑罚不重才选择的结果。因此,重典治不了乱世，死刑也吓不住重罪。
首先,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观念、家庭关系等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其次,从潜在犯罪人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死刑很难对判不了死刑的一般犯罪人产生威慑,我们期望的应该是对那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潜在犯罪人产生心理威慑作用。那么,潜在的重大犯罪人都是些什么人呢(1)谋杀犯、贪污犯、受贿犯、抢劫犯、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人等,都有时间、有可能清醒地权衡犯罪之乐与刑罚之苦的比重,但逃避惩罚的强大侥幸心理,往往将这种权衡冲抵得荡然无存。(2)政治犯罪人可能十分清楚其犯罪与死刑之间咫尺之遥的因果联系,但这些被刑法学家称为“确信犯”的人,对其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往往早已淹没了对死刑的恐惧。(3)激情犯、情境犯实施严重罪行,如某些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人多是由于某种矛盾激化或情境刺激,以致丧失理智、感情冲动而在一瞬间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鬼迷心窍”,往往不可能准确地去酌量其犯罪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更不可能清醒地权衡实施犯罪之乐与应得刑罚之苦的得失比例。对这些人,死刑的威慑力可以说来不及发挥。(4)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亡命徒”的犯罪人,虽然明知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并确信犯罪后必然被判处死刑,却仍然要孤注一掷实施犯罪。对这类犯罪人,死刑的威慑力是明显没有意义的。
2 从实践中考察,没有证据证明死刑对于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中国自古崇尚“治乱世用重典”,但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从来没有一个乱世是因严刑峻法而得到治理的。殷商作炮烙、醢脯之法,“淫刑以逞,而国亦随之亡矣。”“班固《刑法志》之言曰:‘秦始皇兼吞六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观于斯言,则重刑之往事大可鉴矣,世之用刑者,慎勿若秦之以刑杀为威,而深体唐虞钦恤之意也。”至隋朝,隋文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生杀任情,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辕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脔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溃。观于炀帝先轻刑而后淫刑,与文帝如出一辙。文淫刑而身被弑,炀淫刑而国道亡。……世多以隋与秦并称,秦乎隋乎其淫刑者之龟鉴乎”
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就死刑与凶杀犯罪发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实行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或实行死刑的州与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横向比较。第二种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纵向比较。大多数研究者的报告,都否认死刑的存废与凶杀犯罪率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也就是说,研究结果均不能证明死刑对于犯罪有遏制力。还有人研究过使用死刑的频繁程度与凶杀发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二者相互关系不大。
我国近20年来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对于死刑是否具备有效威慑力,也有相当大的证明力。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我国的死刑立法和死刑适用均相当活跃。按照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的理论,严重刑事犯罪应当是呈下降趋势的。但事与愿违,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凶杀、伤害、强奸和重大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在刑事案件中的比重、发案率均呈递增势头。我国1997年刑法废除了普通盗窃罪的死刑,但据笔者的研究调查,近6年来重大盗窃案件的发案率,并未显现出大的变化。这也是一个有力的实证资料。当然,我们不能说死刑完全没有威慑力。因为可能有人慑于死刑的威力而放弃了犯罪的意图,但由于这种人不会到司法机关去进行登记,研究者很难掌握这方面的资料。
中国死刑的发展大势是必然走向废止;20年内,中国刑法中的死刑规定及其适用,必将受到大幅削减和限制。
(一)死刑走向废止是历史规律
死刑的历史在每个国家都是古老而漫长的,在每一个国家都经过了一个由滥用到慎用、由苛酷到轻缓的沿革过程,并且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德国的《加洛林纳刑法典》,是中世纪欧洲国家滥用死刑的典范。根据该法典,连在池塘捕鱼和堕胎也要处死刑,而且死刑的执行方法十分残忍,包括火烧、车裂、四马分尸、尖物刺死等。但是1780年至1790年执政的德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由于受到贝卡里亚的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于1786年宣布在他统治下的奥地利各邦废除死刑。他的弟弟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也在其领地里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后来的德国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恢复适用死刑,尤其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统治时代达到了惨虐的高峰。但德国最终废除了死刑,而且这一改革是在德国分裂时期实现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45年仅对谋杀罪保留了死刑,1949年基本法宣布对一切犯罪废除死刑;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87年发布命令,声明“遵照联合国关于逐步从国家生活中消除死刑的建议,立即废除一切死刑”。
死刑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都走过了漫长的由滥而慎、由苛而缓,最终废止的道路。俄罗斯在历史上也曾经过滥用死刑的时代,并且至今没有彻底废除死刑,但它早在18世纪的叶利扎维塔女皇时代,就曾有停止执行死刑20年的惊人试验,在社会主义苏联时代又有三次废除死刑的努力。土库曼斯坦于1999年废除了死刑,而该国在废除死刑前的年度处决比率,每一百万人中达到14 92,名列世界第一。
考察中国死刑制度的沿革史,与外国并无大的差异,仍然是一个由多到少、由苛酷到轻缓的过程。《淮南子·�真训》记载:“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其残酷程度令人不忍卒读。而至汉唐盛世,死刑较前就大有减轻。根据《九朝律考》,汉朝死刑刑名有三,为枭首、腰斩和弃市。到《唐律》,死刑刑名减为两种,为绞、斩。而且“九十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从主体上限制死刑的适用。据史籍记载,唐朝贞观四年,断死罪29人,开元二十五年,断死罪58人。虽然死刑制度在宋、元、明时代时有反复,但自清末《大清新刑律》后,死刑就变为枪决一种,且均规定执行死刑必须秘密进行而不能示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党确定了我国“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不废除死刑”,是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要少杀、慎杀”,是因为认识到了死刑的不合理本质。比之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国在死刑制度的轻缓化方面又有了大的进步。
1983年“严打”以来,中国的死刑立法和死刑适用都进入了一个数量较高的时期。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的反复。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哪个国家,由原始社会以血复仇制度演变而来的死刑制度,都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走向衰落,而绝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扬光大。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
比较低！中国的传统观念杀人偿命已经深入人心，况且别人的性命一样重要，你没有权利无情的剥夺别人的生命，这是应该的，做了就要承担后果！
坚决不支持废除死刑
只有魔鬼才会怜悯魔鬼
依中国当今国情，废除死刑的支持率比较低。
一半一半吧！中国与世界都接轨了，将来会实现的。
虽然生活经常设置难关给我们，但是让人生不都是这样嘛？一级级的打怪升级，你现在所面临的就是你要打的怪兽，等你打赢，你就升级了。所以遇到问题不要气馁。如需了解更多死刑的存废的信息，欢迎点击法衡网其他内容。
